朱吴政权建立江西行省，是在至正二十二年（）正月⑴，最初省治为吉安，旋即改治洪都府，也就是后来的南昌。在此之前，元属江西行省北部被陈友谅所占据，朱陈之间为争夺领地进行了多年的战争，朱元璋逐渐占据上风，控制了赣州路以北地区。至正二十三年八月，两军展开著名的鄱阳湖大决战。如同三国赤壁之战的复演，陈汉军队的高船利舰受火攻而大败，陈友谅突围时中流矢而亡⑵，次子陈理逃回武昌，赣州也在两年之后不战而降⑶。
至正二十四年()正月，朱元璋称吴王。四月壬戌，命江西行省设置货泉局，颁布“大中通宝”大小五等钱式，开炉铸钱⑷。江西是朱元璋建立的第一个地方省级行政区，如果说应天宝源局是帝国中央铸币机构的始祖，江西货泉局则开地方铸钱之先河，对整个明代自上而下铸币体系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元明两季江西省的辖区范围差异很大，元代的江西行省幅员辽阔，北抵长江南至南海，包含现今江西大部分地区以及广东省，明代改置后的江西行省辖境已大致与今日相当。经过宋元两代持续发展，江西社会经济文化全国排名前列，传统农业生产比较发达，手工业如制瓷、造纸、竹木加工等都极富盛名。元时江西是中国人口第一大省，明初也仅次于浙江位居第二，人多地少赋役沉重，使得很多江西人脱离原籍前往外省谋求出路，形成颇具特色的流民经济。江西人的商业意识普遍较高，江右商帮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毗邻江西而地广人稀的湖广是它们最主要的活动区域⑸。江西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矿业大省，金、银、铁、铜、铅、锡等都有出产。论及江西铸钱，总会让人联想到该地悠久的冶铜史。省治南昌以东，有饶州府德兴、广信府铅山两个古铜场，唐宋时在此设立永平监，年铸钱曾达到四十余万贯⑹。德兴人张潜归纳总结出胆矾水浸铁成铜的“胆铜法”，对于提高宋代铜产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自南宋以后，江西铜矿资源逐渐衰竭，铅山胆铜场淳祐后渐废⑺，元时曾有人建议在德兴设立铜冶场恢复胆铜生产，试验之下未见成效⑻。《明史》载：“铜场明初惟江西德兴、铅山”⑼，只是产量已大不如前，宣德三年（）两县采用胆铜法生产，年得铜仅五千余斤⑽。这条记录原出自《宣宗实录》，万历时王圻在编写《续文献通考》时误抄为“五十余万斤”，后来的《钦定续文献通考》跟着又再错了一次，结果流传甚广，后人因此多有误判。实际如前所述，产量与北宋相比已是天壤之别，饶信铜场也在宣德当朝被罢置⑾。另据《明一统志》记载，江西境内九江德化县有出铜⑿，具体情况不详。《太祖实录》中提到江西货泉局仅寥寥数语，其后的史籍大都原样照抄，这个局的实际状况，就连明末的官员们也所知甚少。清代史官章宗瀛校《四库全书》时，对《明史·李善长传》进行考证，留下一段按语：“太祖初置宝源局于应天，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钱兼行，以四百文为一贯，四文为一钱。及克兴元路，改为洪都府，置钱局三所，颁大中通宝钱大小五等钱式”⒀。这条记录颇有点让人意外，原来江西货泉局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铸钱局，而是由三所钱局共同组成，当地显然具有铸行铜钱的条件便利。大中、洪武记地（局）钱中没有标记产地为江西的品种，出土记录暂时也没有明确的答案，江西货泉局所铸大中通宝为何物难以确认，成为长期困扰钱币界的迷题。本文接下来试图采用钱币版式类型分析法，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在未明属地的大中光背·计值钱中比对甄别，寻找可能的答案。钱币的版式风格与其产地和铸造时间相关联，实际反映的是不同时期各地铸钱的工艺水平、成本控制和审美习惯。如果能找到适合的关联参照物，以钱文风格为主线，结合形制和工艺特征进行类比分析，对于判别铜钱的属性会有很大帮助。江西大中通宝的难题，在于没有记地（局）品种可以佐证，但它们的铸造时间可以确定，是在元明交替之际，明钱中找不到参照物，我们还可以适当扩大寻找的范围。元时江西有铸行过铜钱，至正十一年（）元政府在此设立宝泉提举司铸“至正通宝”⒁。元末江西曾属于徐寿辉天完国势力范围，至正二十年（）陈有谅杀徐寿辉称帝，建都江州（九江），一年后兵败迁都武昌。陈汉政权在当时铸有“大义通宝”三等铜钱，其铸地存在九江和武昌之争，《九江历代货币》一书据出土资料考证，大义钱的原始铸地应就是在九江⒂。九江是江西入省门户，与省府南昌距离也比较近。该地身处“交、广、荆、湖、闽、浙之会”，坐拥长江黄金水路航运优势，有着得天独厚的港口条件。元时九江是重要的茶叶集散地，朝廷在此设立榷茶都转运司，总管江南地区茶叶的征税、专卖与转运，同时它还是景德镇瓷器外销的换载地，加上漕粮和各种货物的转运，经济规模颇颇为可观。朱吴政府在江西设立货泉局，征用陈汉原有的设施及工匠符合情理，所铸大中钱的风格有可能会受到大义钱的影响。如同很多元钱的作法，大义通宝面文模仿金代大定通宝，尤以小平钱最为神似。被当作范本的大定钱，日本《昭和泉谱》称之为（图1.2.1），大义平钱也因此被称作（图1.2.2）。虽然文字相似，大义钱的铸工远不如大定、至正钱精致，素有“滥大义”的不雅称号，小平钱形制偏小，直径多在24mm以下。存世有一种大中小平钱（图1.2.3），文字风格、形制大小和铸造工艺都与大义平钱非常相似，所以也被《昭谱》称作“大定手”，它或许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江西版”。
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江西货泉局建立之初，朱吴政府曾颁发五等大中钱式，该局理应还铸有大钱，上述疑似江西产大中小平钱面文为“单点通”，已知的大中大钱没有这样的面文结构，按逻辑推理，江西所铸大钱的面文应有所变化。让我们抛开“单点通”的文字局限，将搜寻条件设定为文风最接近，而又版式系列成套的光背·计值大钱，得到的结果便是大中通宝类。所谓“出头贝”，是指“宝”字贝部的末横向左出头。此种笔法最初源自宋代钱文上的瘦金体，从金元延续到明代，在大中、洪武、永乐、宣德诸钱上都有体现。本文所述的大中类，专指一些版式特征独立的大中光背·计值钱，它们与大中记地（局）钱没有直接关联，也没有与之对应的洪武通宝存在。大中类已知有三个五等钱系列（见本节附图），其中的形制规范字文明洁，整体版式协调性好，工艺水准较高。和稍弱一些，个别大钱的“宝”字只略微出头，实物受保存状态影响特征往往不够明显。存世数量和小平钱最多，且出土分布广范，南北都能见到。大钱数量适中，大钱和全系列都不多见，多见于南方地区，江西省内也有出土的报告。由于大钱样品稀少，比对还不够充分，体系中个别品种的定位仍有待进一步斟酌。此类钱之前常被泉家称为河南局出品，虽然豫钱中确有类似的文字结构，但如果将五等钱放在一起来比较，此说并不成立。“宝”字出头并不是河南局才有的文字专利（浙、福、桂钱上也有），也不是豫钱五等一致的显性特征，而大中类五等均是如此。与豫钱的对比参见图1.2.4，即使是风格最接近的折三钱，细部笔法仍有差异，其余各品则几乎南辕北辙。明代河南行省建立是在洪武朝初期，河南钱局设立的时间不会更早。大中、洪武背“豫”钱的存世数量较多，且铸工比较严谨，同等之中的差异性不大。该局不但铸行了五等背“豫”钱，还同时铸造了与之对应的大中、洪武光背·计值钱，即所谓标准“豫版”，它们的面文及形制特征与背“豫”钱几无二致，两相匹配体系已比较完备。大中类如果仅是个别品种出现，说它是标准“豫版”之外的变异或还有可能，五等成套出现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已知的大中有三个系列，很难想象豫局铸钱会有如此复杂的局面。考察钱文的演化过程。元代銅钱面文清一色的“单点通、出头贝”，元末义军钱也是如此，而在洪武初各地铸行的记地（局）钱上，宝源局钱的文字架构已完全占据主导地位，“宝”字出头的特征只留下下少量残余，再没有五等钱式一体的表现。一直到洪武后期铸计重钱时，“单点通、出头贝”才又风光再现，成为中华钱币文字的主流。大中类与洪武计重钱没有交集，显系元明交替间的过渡品种，其书风与早期宝源局钱相异，但文字结构相对元钱又有变化。小钱面文均为“单点通”，大钱则统一变成了“双点通”，这样的配置并不是特例，浙江所铸的五等大中通宝也是如此。回顾江西货泉局的铸钱经历，受命设置的时间是在至正二十四年正月，距离洪武开国尚有四年。江西开炉之初共设钱局三所，中央政府颁布有五等大中钱式。洪武建元后，各地纷纷铸行大中、洪武记地（局）钱，江西却并未参与其中。对照实物，类虽然大钱不多，整体仍具有一定规模。它们系独立铸行五等成套配置的大中光背·计值钱，形制文风与元末钱关联。三种类型的既有相似又有差别，相似说明它们的铸行时间和地域接近，差异则意味着可能出自不同钱局。综合以上特征，恰好与史中的描述相吻合，笔者由此推断，它们就是元末明初江西所铸的大中通宝。至于小平钱与大钱面文结构差异的原因，或由于钱法草创制度未严，钱局初开炉时并没有五等钱全出，而是按原有习惯先铸行了小平钱。大钱为适应新的折值体系，是在颁布钱样到位以后才开始铸造，因而多少受到了宝源局钱文结构的影响。从金代大定钱到元末明初的大中钱，时间跨度近两百年。铜钱体系从简单到复杂，铸工由精细变质朴，虽有次第传承的关联，变化也是必然存在的。因为折值体系不同，大义折二、折三相对于大定钱文字已有区别，折二钱还依稀能看到一些天定、大义钱的影子，折三以上则差距越来越大。江西货泉局早期所铸的小平钱，也曾如大钱一般精工美制（见图1.2.6早期精铸样），其后大量铸造粗劣小钱，又回到大义钱的老路上去了。注⑴：《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第九章江西布政司（[url=北京专治白癜风的医院有哪家宁夏治疗白癜风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