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医说药

从古中医学派运用乌附的成熟经验来看中药毒药

云少勋

天津中医药大学

一.总论

乌附剧毒，古今本草早有定论，而古中医学派大量乃至超量运用，并成功救治了许多西医目为的“不治之症”。究其原因第一在于一种超人的胆识，火神郑钦安也曾说过：“医学一途，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识症，亦不难于识症，而难于识阴阳。”从这个角度来说药物只是医者的一把武器，既不用战战兢兢，畏之如同蛇蝎，又不可率尔操斛，孟浪行事。毕竟运用不当，虽九克附子亦能使人中毒，运用得当则大剂量附子反而有起死回生之效。第二在于秉承医圣风格，明了六经为纲，统驭万病，汉方之秘在于量，伤寒论中的方子如桂枝汤，大青龙汤，麻黄汤等都是药不尽剂，可以想知，在这些方药适应症中都包含当时的大症险症，如果不能一剂扭转病情的话，等再次给药的话病机万变，早已不是上一个方药的适应症了。所以今天应该抛开历史的寒温各派争执，治病当落到实处，谨守病机，辨证精确，所用药物胜病才能治病，而不能只是纠结于所用药物以及剂量的问题上。第三在于完善的配伍与丰富的临证经验，充分把握了病症的消长进退，因而才能在许多“坏病”的诸多似是而非的症状中理出头绪。由此推论，既然剧毒乌附可以熟练应用，那么其他被遗忘的中药毒药如硫磺、砒霜、蟾蜍等呢？总之，毒药的认识直到能够完善的运用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可以肯定的是大毒之物如果能妥善运用，必有大效。

二．各论

1.从重剂温阳药的运用来看硫磺的运用

李老的经验专辑中有很多运用重剂温阳药起死回生的精彩医案，而许多病人因为沉寒痼冷太重，原则上采用附子无上限的治法，以求阴证转阳。《本草正义》云：“附子，本是辛温大热，其性善走，故为通行十二经纯阳之要药，外则达皮毛而除表寒，里则达下元而温痼冷，彻内彻外，凡三焦经络，诸脏诸腑，果有真寒，无不可治。”附子药性走而不守，所以破格救心汤中加用山茱萸以敛固阳气。而硫磺质重下行，又是守而不走，由此推论，这些沉寒痼冷可不可以使用硫磺呢？而且硫磺的运用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不乏起死回生的医案，也有着大批人误服出现的各种毒性反应。如魏晋时期上流社会乱用五石散（石钟乳、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紫石英）造成大批人出现毒副反应以致丧命就是明证。早在明代龙绘堂《蠢子医》曾谓：“硫黄原是火之精，一切湿热它能清”，足见医家给了它足够的重视。

火神郑钦安《医法圆通》亦云：天雄、附子、硫黄扶下之阳。甚至书中答复别人问时这样描述：“子不观药中之硫黄乎！硫黄秉火之精气所生，气味极臭，药品中秉火气所生者亦多，而何不臭？可知极臭者，火之精气也。”可见郑钦安对硫磺功用的推崇，认为此药禀火之精气所生。李时珍《本草纲目》亦谓乌、附、天雄皆是补下焦命门阳虚之药，以其皆同种而异名，同具辛、热气味而有毒，须制熟始可用，确为治下焦阳虚的要药。至硫黄亦大热纯阳，能补命门真火不足。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更是这样描述：“十馀年间，用生硫黄治愈沉寒痼冷之病不胜计。盖硫黄原无毒，其毒即其热也，使少服不会觉热，即于人分毫无损，故不用制熟即可服，更可常服也。且自古论硫黄者，莫不谓其功胜桂、附，惟径用生者系愚之创见，而实由自家徐徐尝验，确知其功效甚奇，又甚稳妥，然后敢以之治病。今邑中日服生硫黄者数百人，莫不饮食加多，身体强壮，皆愚为之引导也。”

下面兹举两例，以证其效：

1.唐步祺医案

患者刘××，食不下，饮水都吐，经检查为贲门癌，必须手术切除。笔者诊断为哽噎病，阳虚症状明显，命门火衰，即用附子理中汤加味，入硫黄20克至30克，服药三月而全愈，今已五年未复发，足证硫黄功用，尚可推广。（硫磺用法：惟不用生，需制熟而后用于汤药或丸药。其法以萝卜剜空，入硫黄在内，合定，放锅内煮二小时，去其臭气；或用豆腐同煮二小时亦可。）

2.张锡纯医案

一叟年近六旬，得水肿证。小便不利，周身皆肿，其脉甚沉细，自言素有疝气，下焦常觉寒凉。愚曰∶欲去下焦之寒，非服硫黄不可。且其性善利水，施之火不胜水而成水肿者尤为对证。为开苓桂术甘汤加野台参三钱、威灵仙一钱，一日煎渣再服，皆送服生硫黄末二分。十日后，小便大利，肿消三分之二。下焦仍觉寒凉，遂停汤药单服硫黄试验，渐渐加多，一月共服生硫黄四两，周身肿尽消，下焦亦觉温暖。

2.蟾蜍排病，与附子异曲同工

内经云：“药不眩暝，厥疾弗廖”，可见多年前古人就认识到人体借助药力抗病的自我修复反应有其特殊规律。而古中医学派在治疗大症险症中对此的认识尤为深刻与独到。为什么会出现眩暝反应，笔者认为是人体气机自行恢复圆运动的一种表现，原因是人体气机升降相合，升中有降，降中有升。不可偏执于升降一端，大黄泄下，降浊阴之时也能升清阳，附子温升，升清阳时每能降浊阴，皆因人体气机为一圆运动，推左可以御右，行上可以运下。而异常的圆运动恢复正常正是通过持续的药力来激发和蓄积元气，在元气足量的情况下使人体气机升极而降，降极而升的过程来恢复正常气机运行。

近来读陈友芝医案，陈氏善用蟾蜍治疗癌症，蟾蜍是陈氏祖传秘方“二参一仙汤”的主药,其用于治癌瘤和痈疽,始于宋代名医陈无择。他们用蟾蜍治癌的宝贵经验,证明了像蟾蜍这样大攻大破的有毒之品,只要用法合理、配伍得当,不仅不会发生意外,而且能够取得一般药物所不能取得的独特疗效。传承到第二十五代陈友芝医师的时候,已有余年历程,可以说,蟾蜍的应用已是千锤百炼。

陈氏认为蟾蜍服用下去,若剂量太轻,病人连自己正常的组织也没有感觉,那就更别说生长于体内顽固的癌瘤了,只有有了这些恶心、呕吐、腹泻、唇麻或是胸闷等的不适反应,才能说明蟾蜍向癌毒发起了攻击,才有可能控制并扭转癌毒致癌这一凶险的局面。所以说,服用蟾蜍对有些病人而言是比较痛苦的,但要说明的是蟾蜍引起的这些反应是一过性的。一般来说,只要等这些症状一过(两小时左右),绝大多数的病人就会有神清气爽、一身轻松的感觉。

可见不管附子也好，蟾蜍也好，在药力可以胜病的情况下均可以出现眩暝现象，而这一现象在某些大病中正是衡量所用方药有效无效的一个标准。

3.扶正攻邪，原本一家

李老经验集中，治一白血病患儿按后有一段评述：“此期人体正气尚强，用攻不可犹豫，杀得一分邪毒，即保得一分元气，攻癌即所以扶正。若禀赋素虚，邪从寒化、虚化，甚则初病即见正气先溃，气随血脱，奄奄待毙，若高热出血后，复加化疗摧残，气血耗损殆尽。当此生死存亡系于一发关头，则当急急固脱为先。一切攻癌解毒、苦寒败胃之品，毫末不可沾唇。扶得一分正气，便退却一分邪气，保得一分胃气，便有一线生机。”可见邪毒炽盛，正气未大衰之际，杀毒就是扶正。而杀毒药中，当首推道医的丹药，许多丹药中含有剧毒药，一般来说因为秘不示人，所以不为公众所知，张觉人先生所著《外科十三方考》收录了许多秘方，所制丹药效力卓绝，如书中所载的“中九丸”,是长期流传于我国西南地区民间医生中的一个秘方,对治疗骨关节结核、瘰疬、梅毒等难治之症有特效。再如玄门四大丹的毒龙丹，就是一味马钱子，运用得当可治众多大病。

赵俊欣《十一师秘要》曾载他的师父心明法师的丹药“再生丹”治疗各种血液病，组成：皂矾90克（煅）赤赭石30克（煅）禹余粮30克（煅）砒石1克（炼）牛黄30克鹿茸90克，分别研末，掺和拌匀，枣肉（不拘量）同药末捣如膏状，捏丸如豉大，每服两枚，日三服。服药期间，宜冷饮冷食，禁忌酒、葱、蒜、韭、辣椒、醋、茶水。血液病阳证兼服犀角地黄汤。赵氏曾用此方成功救治一些血液病患者，方末列出三十例再障病人疗效观察一年内十六人愈十四人，十年内九人愈六人，十年外五人愈二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赵氏的砒霜解毒法：急救之方：胆矾0.3克，为极细末，催吐。呕吐后，饮入适量温水，再吐再饮，直到毒物排完。又方：防风15克，绿豆12克，甘草6克。日一剂，连服一月，赵氏云其效果优于西药特效解毒药。

扶正攻邪，原本就是一个目的，如果能够掌握这些攻毒药，善于以毒攻毒，机体的元气就会自然逐渐恢复，医者手中也会多一把利器，而许多草木药无效的患者也会有另一番改观。

三.结论

古中医学派的兴起，既有医理的贡献，又有方药上做出的探索和成功的经验，从乌附剧毒到成熟运用昭示了毒药成熟运用的巨大力量，孙思邈曾说过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其一指的是用毒药不可过量，过则为害，其二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一而二，二而三，没有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十分病就根本不能好。中药毒药的运用是个漫长的许多人用生命为代价得出结论的过程，如果只停留在药物有没有毒上就失去了它本来的价值。毒药之毒，毒性就是药性，希望中药的发展运用能摆脱西学的枷锁，建立自己完备的药理毒理学，能给后人交一份满意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