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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柴海军，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教育部规划课题专家组成员，教育部全国十佳教改课题主持人，中华书局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年度教学人物，全国多项赛事评委，五次全国讲课比赛一等奖获得者，全国第三项吟诵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河东吟诵代表性传承

“中国文化”的源头在哪里，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很多考古发现，很多地方也都在争自己是源头。但我们现在基本应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远古时期的华夏文化是一个“满天星斗”的时代，邦国林立是这一时期的最显著特征，所以历史上才有“夏有万国”“商国三千”“周有诸侯八百”之类的说法。有的学者也将这一时期称为“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说：“我们知道在现在的中国境内，上古时期曾有众多相互独立的国家并存。而顾名思义，在‘国’前冠以‘中’字，‘中国’也就有了‘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的意蕴。这同时也说明‘中国’并非初始阶段的国家，它一定是一个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具有排他性的核心，因而我们也就不能说最初有多个‘中国’，作为发达、复杂的政治实体的‘中国’也是不能无限制地上溯的。”[1]

而从考古发现来看，在当时诸多的“邦国”之中，河东地区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不论是在河东垣曲考古发现的世纪曙猿（此考古被证实为世界上最早具有高等灵长类动物特征的曙猿化石。这一发现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万年，也证明了运城是人类的远祖起源地），或是在河东芮城考古发现的西侯度遗址（中国境内已知的最古老的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距今约万年，是最早的人类用火考古实证），还是在河东丁村发现的介于北京人和现代人之间的“丁村人”、夏县考古发现的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证实这里是嫘祖养蚕缫丝之地）都证明这里是最早的古中国，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现在一般说起”中国文化”，我们都会说五千年文明。这个文明是推演到了炎黄时期。但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考古工程叫做“夏商周断代工程”。为什么会有这个工程呢？其实就是因为国内尤其是国际上历史学界对我们的“五千年文明”观点不信服，或者说我们没有足够的考古支撑。

年12月1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山西省文物局等联合主办的“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也是河东陶寺遗址考古报告的第一次正式发布。

在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队领队何驽说：经过37年来两大阶段的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已经能够提出一条比较完整的系列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都城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均与文献记载的尧都有相当高的契合度。陶寺遗址的一系列新发现证明，黄河中游地区在尧时期业已进入早期文明社会，业已形成了最初的中国。[2]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也指出，陶寺文化应该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形成过程中刚进入王国的第一阶段，也是这一时期中原地区最早进入王国阶段的代表性遗址。“从文献提供的线索以及现阶段考古成果来看，这个遗址是尧部落，也就是文献中的尧都，这一点应该不是问题。”[3]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中国文明探源工程牵头人王巍指出，陶寺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与中国文明探源工程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为中原地区文明进程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支点，可能把中原文明的起源提升到夏朝以前。而就目前发掘成果来看，无论城墙、宫殿遗址，以及墓葬、观象台等，从规模和居民构成等各方面都已经基本具备一个王国的雏形，而种种迹象都指向尧都。[4]

山西省副省长张复明同志也提出：陶寺遗址考古成果表明，陶寺就是尧都，是在夏王朝建立之前，华夏文明所达到的第一个高峰，是最早的中国。[5]

这也是我们历史上第一次从考古学意义上证明了尧、舜、禹文明的实际存在。由此我们可以明确的说，”中国文化”的源头可以确定到尧舜禹时期。

南宋郑樵编撰的《通志》上说：“伏羲但称氏，神农始称帝，尧舜始称国。”说明尧舜时期才有了“国”的概念。汉代训诂大家刘熙所注《孟子》中曾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诗经》《公羊春秋》《左氏春秋》《管子》《史记》等诸多史料则印证了当时的“中国”，既有地理区域的概念，又有京师、京畿之地的意思。

我们就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帝王当属尧舜禹，他们所都之城都在河东（《尚书》孔颖达《疏》曰：“尧治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6]）这里自然是“中国”的所在，是“中国文化”的源头。

帝尧时期虽然已经有文字产生（陶寺遗址考古发现，诸君可自行查阅），但当时基本上应该还没有普及书写工具，也基本没有多少人掌握书面语言。那时尧虽然为帝，却依然带头从事劳动和各种农业生产，《尚书·尧典》记载，尧“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7]在这样一个官民和谐的时期，帝尧不派赋税、不增徭役、不逞威风、不扰民众，百姓都过上了家庭和睦、家族和善，百姓昭明，邦国团结的舒坦日子。于是这个时候出现了我们一个非常经典而又特别著名的原始歌谣——《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8]这是一首民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口头即兴唱出的劳动呼声,反映了当时人们“太阳出来就干活，太阳落山就休息，开凿井泉来喝水，耕种田地来吃饭”的一种不再靠天吃饭而是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幸福生活状态。正是帝尧的这种无为而治，让人们感觉不到帝尧的存在，这其实才是对帝尧的最高的赞美状态。

与《击壤歌》同时期的还有另外一首有名的原始歌谣——《康衢谣》：立我臣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9]相传帝尧主政五十年后，微服私访到了一个叫做康衢的地方，听到了当地儿童边玩边传唱这首民谣，心里特别高兴，回来后就把天下禅让给了虞舜。

这样的一些在集体劳动生活中产生的、大家一起歌唱传诵的原始歌谣已经开始具备了中国诗歌的一些特点：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清人沈德潜在他的《古诗源·例言》开篇就说“康衢击壤，肇开声诗”[10]、在这部书的“康衢谣注”部分，沈德潜继续说：“帝尧以前，近于荒渺。虽有皇娥、白帝二歌。系王嘉伪撰。其事近诬。故以击壤歌为始。”[11]

这些原始歌谣的传唱方式同时也已经具有了吟诵的特征：“言之不足则嗟叹之，嗟叹之不足则歌咏之”，他们本身既是歌谣创作方法，也是歌谣传播形式，本身已经具备了创作性和传播性，后人在诵读这些作品的时候也基本依照他们一开始的传播方式流传，可以算是吟诵文化的雏形，或者说是吟诵文化的源头所在了。

关于这点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也这样说“史臣曰：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六义所因，四始攸系，升降讴谣，纷披风什。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无或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12]

由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河东既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是诗歌文化和吟诵文化的发源地。

[1].许宏：《“中国”究竟诞生于何时？》，《金融博览》，年02期，第18,19页。。

[2].应妮：《专家指陶寺遗址应系尧都或将中原文明起源提升至夏以前》，中国新闻网，年12月12日。

[3].同上

[4].同上

[5].王长波：《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临汾日报》，年12月14日。

[6].李学勤主编：《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卷第58，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7].万里：《尚书今注今译》，新世界出版社，。

[8].皇甫谧等：《帝王世纪世本逸周书古本竹书纪年》，齐鲁书社，年1月。

[9].列御寇著.景中译注：《列子·仲尼篇》，中华书局，年1月。

[10].沈德潜选：《古诗源》，中华书局，。

[11].沈德潜选：《古诗源》，中华书局，，第1页。

[12].沈约:《宋书》，中华书局,年校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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