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与美国的 ，特别是中兴被美国制裁事件，一个最直观的后果，就是直接暴露了一个爱国愤青最不愿意承认的事实：喊了那么多年的自主创新，结果基本上全部核心技术仍然掌握在西方帝国主义手里。刚刚还鸡血满满的“厉害了我的锅”，回头一看，底裤掉了。
然而，发现了问题，只要能认真反思，真正认识到技术落后的根本原因，也还悔之未晚。可悲的是，这帮人除了空喊民粹主义口号，以及继续怪罪于美帝国主义以外，一无长进。他们哪里是爱国者，根本是误国贼！说实话，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传播真相和常识，致力于和人分享摆脱愚蠢的解药，我也知道开启民智必定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但看到这样的景象，仍然感到万分沮丧。
但是虽然失望，道理不能不讲，我不希望这个国家在愚蠢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所以，我还是要尽量心平气和的讲出我的观点。
我向来认为，中国不缺有识之士，不缺具备创新能力的人才。在智力方面，人与人的差别并不很大，这是毫无疑义的。那么是缺资金吗？我看也不是。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 生产力”之后，国家始终把“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作为提升综合国力的最直接、最重要的战略，并提供了大量的政策支持巨额资金扶持。我们耳熟能详的“火炬计划”、“计划”、“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百人计划”、“千人计划”......，都是这一战略的具体体现。至于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自身的投入，则更是个天文数字。然而，这么多年巨额资金投入的结果，却是不得不承认大多数核心技术仍然掌握在别人手里！这个事实暴露出的一个真相，就是学术界一直就是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原创成果少之又少。这一重大教训告诉我们，仅仅靠钱是堆不出科研成果的。
当然，我并不是什么民族主义者。我向来认为，科研无国界，学术无国界，人类的思想学术成果，是全人类的财富。虚心向别人学习并不丢脸，丢脸的是明明是虚胖，却还要意淫自己的强大。但看到自己的国家花了那么多钱，浪费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却得到这样的结果，没有人会无动于衷。更何况，这可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啊，这个国家还有那么多的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甚至吃不上饭呢！
那么，缺的是什么呢？在我看来，最根本的，缺的是允许和鼓励学术研究和学术创新的土壤。说得更直白一点，缺的是保障思想自由的体制环境。这个观点对所有人来说，其实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是老生常谈。在媒体上，我们可以经常听到各级政府官员和各路专家不断的老调重弹，谈论要如何如何体制机制创新，但这不过是一种空洞的、形式化的口号。实质性的思想自由，从来就没出现过。衡量一个社会是不是存在思想自由，最直观的，就是看它有没有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思想自由。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本来就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我们的国人，由于常年浸泡在这种语言和现实脱节的环境中，或许是习焉不察，或许是习惯了没有自由，已经失去了对事物进行深究的兴趣和独立思考的习惯。他们已经习惯于把自己的脑子交出去，交由“父母官”来帮助判断。这是极其危险的。这也正是我要慎重其事剖析这个问题的原因所在。
在进入更深一步的论述之前，我必须表达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虽然本文是从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创新开篇，并且在文章中所举事例偏重于科学领域，但绝不可以认为我所强调的思想自由仅仅限于科研领域。在我看来，科学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或者说思想和学术领域的一部分，它在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是跟随着人类思想和学术文明整体的进步而进步。它绝不可能在人类其他思想和学术领域停步不前的情况下单兵突进。如果过于实用主义的强调科学领域的自由而忽视其他思想领域的自由，也许在短期内可以获得部分成果，但从长远来讲，难以持续。思想文明的整体进步，既是催生科学理性主义的温床，也为科学的发展保驾护航。同时，各个学科的齐头并进，也为科学提供了思想方法和素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哲学。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欧洲历史上那种科学革命和真正意义上的系统的重大技术创新的原因，因为中国并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我不否认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些在当时看来属于重大发明的科技成果，比如四大发明，但那些都是在经验基础上的发现，缺乏科学思想指导，对于科学发现的内在机制缺乏深刻而系统的认识，因此也是零星的、偶发的、实用技术层面上的发现和发明。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沈括的《梦溪笔谈》。沈括是个有心人，他将各地的奇闻异录辑录成书，其中就有很多各地民众在生活中的经验发现，如磁石指南、活版印刷、石油制墨、胆矾炼铜等。但由于缺乏系统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无法将经验上升到真正的科学，这些蕴含着重大科学发现机遇的现象，始终未能成为科学的推动力。比如石油，他所能做的，不过是将石油燃烧过后的浓烟（炭）收集起来制成墨汁。胆矾炼铜则更可笑。信州地区有一处山涧，水的味道很苦涩，当地人把水舀起来熬制，得到了胆矾晶体，然后将胆矾放到铁锅里熬制的时候，熬出了铜。这个今天在我们看来很简单的化学反应过程，沈括给出的解释是引用《黄帝素问》：“天五行，地五行，土之所在天为湿，土能生金石，湿亦能生金石。”用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学说做出了解释。这种蒙昧的世界观，怎能催生科学理性主义？
扯远了，还是回到正题上来。
历史学家葛剑雄在《统一与分裂》一书中曾经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中国历史上思想学术领域的大爆发曾经发生在两个年代，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是五四运动时期。而这两个时期，恰恰也是由于政权分裂，以及缺乏统一的意识形态，客观上造成了百家争鸣的思想自由氛围的年代。换句话说，自由的环境造成了思想和学术的空前繁荣。对于他这个观点，我深表赞同。当然也许有人会不同意，他们有可能会举出南北朝时期作为反例。对于这个反例，我的解释是这样的：诚然，南北朝时期也是一个军阀割据的大分裂时期。但一方面，那个时代的连年征战，造成了社会秩序的大混乱和人口的大灭绝，人们生存尚且不易，根本无暇从事思想；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更重要的，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数百年里，对儒家学说的 尊宠已经成了根深蒂固的主流意识形态，虽然政权分裂，但对儒家的推崇，却是大多数统治者的 。这两个原因，既可以解释那个时代思想的贫乏，同时也可以解释佛学在南北朝的盛行。从某个角度来看，佛学就是教人做缩头乌龟的学说，可以让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皆大欢喜。
如果说思想自由对学术发展特别是科学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在中国历史上看来还不是那么明显的话，它在欧洲历史上却是一目了然的。众所周知，在与中国的春秋战国同属人类“轴心时代”（雅斯贝斯语）的古希腊时期，是一个哲人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除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同时也是一位博物学家），还有毕达哥拉斯等许多智者学派，人们不仅在哲学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还在数学、几何、天文学等领域取得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成就。但在希腊被罗马征服，特别是在基督教一统天下之后，欧洲便陷入了中世纪的黑暗。因为，“早期的基督教神学家只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使有罪的灵魂获救，至于一切世俗的学术，不仅丝毫引不起他们的研究兴趣，相反却被他们视为大逆不道的异端邪说，必欲除之而后快。”（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转引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除了为基督教正统辩护和阐释的经院哲学，一切思想领域均陷入停滞。即使有极少数自由的灵魂，也很快被教会扼杀，如公元年，亚历山大里亚 一位数学家西帕提娅就死于基督教暴徒的攻击。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教会统治时期，铲除了一切思想产生的土壤。正统思想并不一定全部排斥新思想，也不是所有新思想都会受到排斥和打压。只有在新思想对正统思想构成挑战或有可能动摇正统思想的基础，或者忤逆了权力人物的意志时，才会受到打压。但在这样的审查条件下，所有的思想者在发表其思想之前，甚至就在开始思想之前，就不可避免的以恐惧心理对自己的思想进行自我审查。这必然会扼杀一个人的创造性。人的头脑只有在完全自由和放松的情况下，思想的火花才能迸发。思想一旦设立禁区，也就意味着思想遭到了阉割。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还存在部分科学研究，但科学不可避免的沦为了神学的婢女。
科学的复苏和再次兴起，是在漫长的一千年之后。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掀起和推进，教会的专制逐步被打破，人们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伴随着哲学和文学艺术领域的大发展，科学才再次迎来它的春天。但即便如此，在它的发展初期，长期笼罩的阴影也不是即刻就消除的，它给人们造成的心理负担和对科学研究的禁锢，也继续持续了很长时间。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哥白尼在写成了《天体运行论》之后，惧于教会淫威，迟迟不敢发表；布鲁诺因此被宗教裁判所送上火刑架；伽利略被教会关押；笛卡尔为做学术研究避居于相对自由的荷兰，但即使如此，在写作了他的 部科学论著十年之后才敢出版；孟德尔搞遗传学研究，只敢以植物（如豌豆）为研究对象而不敢针对动物开展研究......。毋庸置疑，这种对思想领域的严厉控制，大大阻碍和延缓了科学的发展。
与谈论教会和君主专制对思想自由的控制不同，作为对于一种现代现象的讨论，讨论极权主义对思想自由与学术研究的影响，是一件更为复杂的事情。一方面，极权主义是一种对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人们的生活进行全面控制的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毫无疑问是对思想自由的粗暴干涉和极大 ；但另一方面，它又往往显示出对某些学术领域的鼓励和赞赏，它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能体现出相较于民主自由体制的“优越性”。对此，必须做出详细的分析并作出可靠的判断。
首先，我必须说出我对极权主义所做的总体判断，我必须说，我对极权主义是从根本上否定的。即使是从思想学术领域来说，我的态度也是否定的， 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哈耶克曾经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极权主义之下无创新。我赞同他的看法。这从今日世界上几个极权主义国家科技学术研究的现状可以得到初步的印证。也许有人会以前苏联和纳粹德国的军事科学领域曾经取得的成就来反驳我的观点，但并不能构成有力的挑战。因为，其一，正如我前面所说，科学研究的单兵突进只能在短期内有效，从长远来说后继乏力。这从目前来看也是个事实。其二，一个不容抹杀的事实，是无论是纳粹德国还是前苏联，那些为国家做出很大贡献的科技人才，他们身上多少还残留着部分旧时代（指沙皇俄国和德意志第二帝国及魏玛共和国时代）自由主义的的印记。他们或者就是在旧时代接受的教育，或者是在旧时代留下来的知识分子的教导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换句话说，他们是在极权主义尚未完全充分覆盖思想文化领域的时代成长起来，受极权主义的毒害尚不太深，独立思考的科学精神尚未完全消退。这个道理同样可以解释我国在五六十年代取得的科技成就。那些整天嚷嚷“两弹一星”并试图以此证明某种观点的人不知道，中国科技界的整整一代人，都是从旧时代成长起来的、并且大多是接受留洋教育的一批人。
我从不否认，极权主义的统治者摒弃其他领域的学术，但对于科学研究往往有着狂热的追求和热衷，这种热衷和追求有时候甚至是近乎病态的。这实际上来源他们心底对权力扩张的冲动，因为他们非常清楚，科学研究非但能加强经济和军事实力，也是足以让他们傲世的资本。但是，极权主义因为要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必然会导致行政权力干涉思想和学术研究，最终往往使得学术研究以权力意志为导向。这显然违背了学术研究的常识。但在极权社会里这却是常见的现象。一个颇为经典的例子，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前苏联的李森科事件。苏联农学家李森科根据自己片面的研究，否定了为科学界主流认可的孟德尔遗传理论，而拥护米秋林的获得性遗传理论。他并将科学问题政治化，将孟德尔理论视为西方阶级敌人的谬说，而把米秋林获得性遗传理论看作本民族、本阶级的科学真理，并因此获得了斯大林的首肯和青睐。在获取权力后，他疯狂打压和迫害所有科学界的反对派。大批生物学家和科学工作者被关押，被流放，甚至被迫害致死。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苏联生物学界只有一种声音，这也导致了整整两代学人被荒废，导致了苏联生物学彻底掉入深渊。李森科事件因其持续时间长、流布范围广、造成影响大，直到今天尚被人铭记。但实际上，类似的事情可以说比比皆是。但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不仅不能充分认识这一危害，还常常夸耀这种体制的优越性，特别是常常津津乐道于所谓“举国体制”的优越性。他们不知道，所谓的“举国体制”，实际上就是权力指挥、操控和调配一切资源，包括思想学术资源。如果是在非常情况下，比如说战时或其他重大灾害面前，这样的做法有其一定的优越性，但这也往往是以社会其他领域付出重大代价获得的。在通常状况下，这样的做法往往蕴涵着极大的风险，甚至可能酿成灾难。权力不是上帝，它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永远清醒理智的，科学研究什么、怎么研究、研究可能经历的步骤和达成的效果，这些都不是权力所能够洞悉和预见的。科学发现活动面对的是一片未知的世界，它不可能给自身设定任何明确的目标，因此也是需要极具耐心的。但权力因其政治需要，常常会设定种种明确目标，因此急功近利是其常态。特别是，科学研究免不了会犯错误，但在自由状态下的科学研究，犯错误的是研究者个人或团队，因此纠正错误也相对容易，所需付出的代价也较小，并且，科研失败也能成为后来者的教训；但在极权体制下，由于体制僵化，从发现错误到错误地提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甚至是个很危险的政治问题，要进行扭转那就更为困难（面临由谁负责任的问题），即使扭转也经常要付出重大的代价，并且，这样的错误从来就不可能被深刻地吸取。
说实话，要在一篇文章里面面俱到、深刻细致的剖析思想自由与学术创新、科技进步的内在逻辑关系，是很难做到的。我只能就我所认识到的、并且不会给我个人招致太多危险的一些方面做出我的解读。通过这么多年的经历和阅历，这个体制的千疮百孔，我清清楚楚，但我不能说。希望有一天，人们可以有条件以极权主义为研究对象写一部科学史。如果我这篇文章能够被人注意到，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我就心满意足了。总之，我希望我们的国人能够真正意识到思想自由的重要性，能够将之凝聚为一种社会共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科技和学术创新，才能成为一个真正受人尊敬的科技强国。
再强调一遍，学术创新需要思想自由，思想自由需要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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