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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从容博士，江苏苏州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副系主任，复旦大学文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曙光学者，宝山区教育局副局长（挂职），杨浦区知联会副会长，上海市作协理事，上海市比较文学学会理事，曾为美国伟恩州立大学访问副教授，爱尔兰科克大学访问学者，著有《自由之书：芬尼根的守灵解读》等专著四部，翻译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等译著四部，在国际和国内各级刊物上发表文章80余篇。
专题：诗歌的力量：谢默斯·希尼研究
丰饶角与空壳
——希尼诗歌艺术的转变
文／戴从容
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Heaney，-）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也是出色的诗歌评论家，甚至他的诗人的声誉一部分也得益于他那准确深刻的诗歌评论。希尼在大学时就接受了师范教育，毕业后先是在中学，然后到大学执教。他23岁发表第一首诗歌时就是贝尔法斯特的圣托马斯中学的教师，之后他先后在圣约瑟夫师范学院、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都柏林卡里斯福特学院等任教，这期间曾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随着名声鹊起，希尼离开了卡里斯福特学院，先后在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开设讲座或授课，其中不少讲座内容作为他的散文集结集发表。这种学者型诗人的经历深深影响了希尼的诗歌创作，可以说希尼的诗歌既带有他生活的影子，又打上了他思想的烙印，尤其是他在不同阶段对诗歌与现实的关系的不同看法，鲜明地影响着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以及他对什么是优秀的诗歌的理解。
一、诗歌是与自己争辩
在他的第一部论文集的首篇，希尼不厌其烦地描写了他的生长地摩斯浜矛盾的地理位置：一边是无人的沼泽地，一边是鸡鸣犬吠的村庄；一边是爱尔兰的特色地貌，一边是英国殖民者高墙环绕的庄园。不过对希尼来说，成长环境中矛盾的还不止这些：在学校，一方面是英语文学中包含的“男性拉力”，一方面是爱尔兰文化中包含的“女性因素”；回到父亲的农场，一方面是纯洁宁静的草地泥潭，一方面是自然生物发出的哄骗恶意的声音；成年后到贝尔法斯特，那里明显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对立又带给希尼既有种族仇恨，又有同情恐惧的矛盾心理。可以说，希尼的成长空间是一个充满矛盾对立的空间，这个空间也让诗歌在希尼的眼中呈现出复杂矛盾的特征，“诗歌一方面是神秘的、自然的，另一方面，它必须在一个公众的、粗暴的世界里取得它的地位。”[1]诗歌的这种矛盾性在早期的希尼看来，非但不是它必须克服的障碍，反而是诗歌的魅力所在。
在这个阶段，希尼曾借用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话对诗歌做了一个著名的定义：“与自己争辩的是诗，与他人争辩的是修辞”[2]。修辞是坚信自己拥有这个世界上唯一正确的真理并且努力说服别人接受这个真理；诗歌则是对自己既有的信念提出质疑，让原本单纯的信念陷入混乱，变得复杂。十余年后希尼也谈过类似的看法，虽然这次是从诗歌如何反映社会现实这个角度说的。希尼指出，与其他人一样，诗人也会受到社会政治压力的胁迫，比如处身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的英国诗人，就很难不在作品中把敌人丑化、脸谱化。在政治影响力强大的社会里，诗人往往被期望做出一种非善即恶的简单判断，为民众提供一种明确单一的道德标尺。但是，希尼说，诗歌却正是要把这些简单的地方变得复杂，让民众看到事物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正是北爱复杂的政治环境使得在其中成长起来的希尼获得了一种复杂的视角，让他从创作伊始就能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看到事物中包含的矛盾，这也让他的诗歌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复杂的特征。拿希尼第一部诗集中的《码头工人》一诗来说：
在那儿，就在角落里，盯着他的酒。
帽沿儿支着，仿佛起重架的横梁，
引擎罩般盖住额头，还有锤头样的腭。
话语被夹死在嘴唇的恶钳之间。
那拳会举起铁锤砸向一个天主教徒——
啊，是的，这种事会再次发生；
他唯一能忍受的是罗马教士款的衣领
在他那光滑的黑啤酒瓶周围露出笑容。
零零碎碎的责任像铆钉一样深砸下来；
上帝是一个工头，坚持某些明确的看法，
把生活安排成工作和休闲的交替。
工厂的喇叭就可以宣告复活之日的到来。
他坐着，强壮迟钝，就像凯尔特的十字架，
显然习惯于沉默和椅子；
今夜，听到关门声和客厅里抽烟后的咳嗽，
妻子和孩子们都会变得鸦雀无声。[3]
希尼这里刻画的是一位爱尔兰码头工人，显然是北爱的新教徒，也就是说，应该有着盎格鲁-撒克逊血统。可与此同时，希尼却将他比喻为“凯尔特的十字架”。凯尔特的十字架被认为是圣帕特里克在向爱尔兰的异教徒传教的时候，把基督教中的十字架与太阳的十字晕相结合，来向异教徒彰显十字架的重要性，因此在形状上与常见的基督教十字架形状不同，19世纪凯尔特文化复兴中这种独特的十字架特别被用来象征天主教的凯尔特传统。事实上，这位码头工人无论从方形的头部轮廓，还是从酗酒打老婆孩子这一习惯上，都显出典型的爱尔兰人的特征。但是他却对自己的身份毫不怀疑，简单粗糙地执行派系分裂政治中对天主教群体的迫害。
这里希尼用一种复杂的身份观来对当时北爱政治中简单粗暴的派系作法进行质疑。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希尼的质疑并不是从政治层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是借用具有不同文化含义的意象来造成叙述上的含混：属于不同文化立场的意象同时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造成了叙述的多义、矛盾。正是这种多义的而非单一的叙述成为希尼早期诗歌突出的特征，也是希尼试图把对世界的理解复杂化而非简单化的艺术结果。
这种叙述的复杂化而非简单化在组诗中更加突出。比如在希尼的第二部诗集《通向黑暗之门》中有一组题为《内伊湖系列》的组诗，副标题是“致渔夫”，也即描写内伊湖边渔夫的生活。该组诗包含七首短诗：第一首《岸上》写内伊湖每年都会淹死人，但是上游捕捞鳗鱼的渔夫们从公平竞争的原则出发从不学习游泳，正像鳗鱼无法学习走路一样。第二首《越过百慕大》用人称称谓“他”来描写鳗鱼，写他如何越过大西洋，在星星的引力下冲进陆地，饥渴地随着每次海潮的起伏而落下。第三首《饵》中再次用人称代词“他”来称呼鳗鱼，写渔夫们如何在夜晚点着灯笼诱惑他从泥土中出来。第四首《布线》写渔夫们在海鸥环绕下撒下鱼线，布下鱼饵，在这个过程中鳗鱼“他”无声地划出弧线。第五首《收网》写鱼线带着泥被收起，鳗鱼被摔晕在桶里，盘卷在一起。在捕鱼季渔船从大清早就开始捕鱼了。第六首《返航》用女性人称“她”来称呼雌鳗鱼，描写她产卵后回游，而潮水携带着一团团的鱼卵。第七首《幻觉》写小时候人们告诉叙述者如果不仔细梳头，虱子就会连成线把他拖到水里。后来他看到了一条随风漂摆的缆绳。若干年后的某个夜晚他站在同一处地方看着鳗鱼在他脚下滑过，这让他再次记起了那条可怕的缆绳。
在这组叙述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复杂了。鳗鱼通过被赋予人类的称谓在叙述中获得了与人相同的地位。一方面大自然神秘幽邃，包含着超乎人类控制力的力量；一方面人类也用自己的本能和智慧，从大自然获取自己的食物。鳗鱼对人类的害怕并不能阻止它们年复一年地来到人类的生活区域完成自己的命运；人类对自然神秘力量的害怕也并不能阻止他们年复一年驶入自然的领地去猎取他们的食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不是对抗的也不是顺从的，既不是粗暴的也不是柔情的。这是生命的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争斗，彼此之间有敬畏有痴迷有恐惧。通过对这种复杂的关系的揭示，生命的奥秘既在希尼的笔下得到表现，又没有被简化为单一的规律，反而获得了复杂性、神秘性，从而让读者对自己处身的世界有更丰富的而不是肤浅的感受。
通过在叙述中不断地转换叙述焦点，希尼让这组诗歌在人和鳗鱼之间获得平衡，让这些不同的叙述力量在诗歌中相互对抗，使诗歌获得张力。在希尼早期的诗歌中，意象、叙述、价值很少是单一的，希尼并不想去说服读者接受某一种看法，相反他的诗常常引导读者去与自己争辩，在这个过程中世界的复杂性渐渐显现出来。希尼自己曾经区分了两类诗人：一类以济慈为代表，一类以霍普金斯为代表。希尼认为“在济慈那里，韵律是麻醉性的，而在霍普金斯那里则是头脑的兴奋剂。济慈哄骗我们去接受，霍普金斯则警示我们去感知。”[4]希尼对济慈和霍普金斯各自描写生命的诞生的一句诗句进行了比较，指出济慈的句子中元音是单一的，随时可以回到最初的那个声音；而在霍普金斯那里这些元音各自独立，彼此呼应而不是与某个原初的声音相呼应。同时霍普金斯的诗句中辅音构成头韵，使句子的结构更加复杂，济慈的诗句则更多的是单纯的流动。在这个阶段，希尼显然更加欣赏这类复杂的、具有张力的诗歌，反对那些明确表达某种观点的诗歌。在他看来，只有那些含混的、暗示性的诗歌才具有启发心智的力量。单一的诗歌是去说服读者，复杂的诗歌则让读者去感知。
二、成为高山的魂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复杂的诗歌在希尼的后期创作中逐渐减少，对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性的
